心繫一條黃絲帶——以「獨台會案」思考我們與歷史記憶的關係
▎前言
什麼樣的情況會看見凌晨5點的天空？整夜沒睡在趕報告，看見陽光從宿舍的窗外慢慢透進來，或是帶著優閒的心情從床上醒來，準備早起去慢跑？1991年5月9日凌晨5點，對當時讀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而言，是被調查局從宿舍帶走的時間點。
「學校的宿舍裡面，聽到有人撞門撞到很大聲。拿一張拘票給我看說：『跟我去學校說明說明。』隨後就把我帶到車上去，在我上車之前還給我戴上手銬。我說：『這是幹什麼？我犯了什麼罪？』他們說你到了就會知道了，去說明說明就好。」
「我就眼看著車子開出校門外。我說：『不是要去學校說明說明？你們怎麼朝著學校外面開？他們說，你到了就會知道。」（廖偉程，《末代叛亂案》57：52）
1991年5月9日凌晨，法務部調查局幹員法務部調查局以涉嫌協助史明進行台獨工作為由，進入清大學生宿舍，拘提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無花果台灣文化資料中心創辦人陳正然、社會運動者王秀惠與傳道士林銀福也於同日在其他地方遭到逮捕。
▎調查局闖進宿舍，帶走我的同學
調查局闖進宿舍帶走學生的消息在校園傳開。「那個晚上好像有三四個朋友跑到我的研究室。大家睡在那邊，大家不敢回宿舍，因為宿舍那種感覺就是，你是不是也會被抓？不知道。」（陳俊麟，時為清大社人所學生，《末代叛亂案》18:14）沒有人知道未來會發生什麼事，宿舍不再是放學後安頓停歇的地方，沒有人知道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從宿舍被帶走的人。
事實上，清大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廖偉程僅是參與陳正然的讀書會，僅僅是曾經閱讀史明的著作《台灣人四百年史》，並曾赴日本拜訪史明收集台灣史資料，便引來《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註一）唯一死刑的危機。所謂的《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即是指要犯下《刑法》第 100 第 1 項、第 101 條第1項、第 103 條第 1 項、第 104 條第 1 項之罪者，罪責都會直接加重成「死刑」。
以當時的《刑法》第 100 條第 1 項舉例，即是指「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不過，什麼樣的行為算是「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而「著手叛亂」？舉凡閱讀不合於政府意識形態的書籍、歌曲，都可能落入本罪的處罰範圍。《懲治叛亂條例》二條一儼然成為政府打壓異己的工具。
校園一時間人心惶惶。當天，清大學生成立「廖偉程救援會」，集結到野台宣講，控訴特務闖入校園抓人，隨後前往立法院、調查局等處抗議。5月14日下午，大草坪上搭建起帳棚，幾百個清大學生齊坐草地上，參與老師與「廖偉程救援會」自發舉辦的「民主教育課程」，一同聲援獨台會案。
▎事件的發酵以及對後人的影響
不僅在清大，獨台會案引起全台關注。政府在輿論壓力下，終於在1991年5月17日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並於1992年5月15日通過《刑法》第 100 條修正條文。不再取締思想犯，而是當叛亂行為以強暴或脅迫的手段出現，才會以被施以《刑法》第 100 條。1992年7月27日，廖偉程等人因未違反修正後的《刑法》第 100 條，全案改判免訴。
「那時候只是去日本收集資料，也沒想過會變成獨台會案，沒想到我只是要去收集台灣史資料，為什麼陰錯陽差懲治叛亂條例會被廢除。」 廖偉程於《末代叛亂犯：「獨台會案」始末口述訪談》中表示。（《末代叛亂犯：「獨台會案」始末口述訪談》p.213）
如今，《懲治叛亂條例》已經廢除，《刑法》第 100 條也有所修正。看似一切圓滿，為什麼我們還要翻出陳年往事在當今談論這些事情？不知道這些往事，不是也能好好活著嗎？為何我們要保存威權時期人權迫害的歷史記憶？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或許能從西班牙在處理佛朗哥獨裁（Dictadura de Francisco Franco, “Francoist dictatorship”）的轉型正義經驗中得到啟發。隨著時間發展，西班牙的新民主政權在處理過去佛朗哥獨裁政權的遺緒時，有著「遺忘條約」與「重拾記憶」兩種對於歷史真相追尋的態度轉換。透過觀察兩種不同態度之於西班牙社會的影響，作為我們反思與借鑑的對象。
▎「遺忘條約」：「民主轉型」VS「轉型正義」
西班牙甫脫離獨裁統治並開始民主化時，為了穩定國家的政治局勢，選擇特赦（Amnesty）過去獨裁者的過錯、遺忘其所犯下的罪。在西班牙國內各方政治勢力的協商下，訂下《遺忘條約》（Pacto del Olvido, The pact of forgetting）的政治協議。1977年國會通過的《特赦法》（Spanish 1977 Amnesty Law），阻止佛朗哥政權的人權侵害行為被追究。除了放棄追究之外，在遺忘條約政策下的受害者沒有受到妥善的賠償，內戰與威權時期的人權侵害歷史也沒有被良好地記錄，就這樣持續了約莫20年的時間，轉型正義的議題在西班牙可以說是銷聲匿跡。
事實上，「選擇遺忘」的現象在轉型正義的進程中並不少見，如：智利、瓜地馬拉、祕魯、阿根廷、烏拉圭等南美國家，都曾透過特赦法來避免追究過去的獨裁政權的人權侵害者，造成對獨裁者與其黨羽有罪不罰（impunity）的現象。
順著這樣的脈絡討論，部分憲法學者就主張「不追究歷史責任、不討論歷史真相」反而能夠穩定剛剛開始民主化國家局勢並進一步促進國家民主化持續發展；另一部分的學者則認為追究歷史責任與還原真相，才有助於確立真正健全的民主制度。
這樣的對立也成為轉型正義這門學問裡的一個重大論爭，亦即「民主轉型」與「轉型正義」之間，到底是此消彼長，還是相互扶持的關係？「歷史記憶」在其中又扮演著什麼樣的角色？
▎「重拾記憶」：還原 / 記憶歷史真相
隨著西班牙民主制度越趨健全，消弭政治衝突不再那麼重要時，放棄「遺忘」、重拾歷史記憶、轉型正義的主張，在接近20世紀末時逐漸浮上檯面。在西班牙國內政權更迭，以及國內外NGO與聯合國等國際人權體系的推波助瀾下，西班牙的「轉型正義」於獨裁者逝世後約莫20餘年漸漸萌芽。
2007年西班牙國會通過《歷史記憶法》，其立法目的在於對西班牙內戰雙方的受害者給予法律上的承認，並且正式地譴責佛朗哥政權，以保障那些在內戰時期與獨裁者統治時期因政治意識形態、宗教信仰而遭受暴力者的權利。透過賠償以及協助恢復歷史記憶，來達到修復不同世代的西班牙公民之間的分裂，並鞏固憲法原則、價值與自由。
更具有指標性的事件發生在2019年，已故獨裁者佛朗哥的遺骸從存放與紀念內戰犧牲者的「烈士谷」（Valle de los Caídos, “Valley of the Fallen”）中被移出，左派的西班牙總理Pedro Sánchez也認為移除對法西斯獨裁者的紀念，能夠讓西班牙更能夠強化自身的民主。不過，在佛朗哥的遷墳作業進行時，仍有讚頌佛朗哥獨裁政權支持者在一旁並行納粹禮示威。轉型正義在執行上需考量很多眉眉角角，避免讓議題的討論演變成左右派的鬥爭。
成立於2000年的西班牙NGO組織－回復歷史記憶協會（Association for the Recovery of Historical Memory, ARHM），主導對於內戰時期與獨裁時期的受害者經驗調查。ARHM其中一項重要計劃就包含對內戰時期的往生者或失蹤者的遺骨進行調查與身分確認，並透過對於受害者遺骨的創傷形態進行分析，以還原在內戰時期所發生的嚴重侵害人權的事件真相。西班牙在經歷了選擇遺忘的二十幾年後，仍試圖詳盡且入微找回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的重要性
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轉型正義的努力，目標並不是創造社會更大的分裂，而是要鞏固社會中民主憲政的價值。將「遺忘」的歷史記憶重新找回，才能真正開啟社會的對話，倘若缺少歷史記憶與真相作為基礎，對於過往的追究就容易變成政治立場上的對立。
歷史看似遙遠陌生，其實就曾發生在我們身邊。集結學生靜坐抗議的野台、當年繫上黃絲帶的樹，都是身處發生獨台會案這個威權歷史場景的我們，在清大上學放學必經的道路。現在的社會制度依循什麼時空脈絡制定、當今社會的條條框框合不合理，認識獨台會案只是第一步，歷史讓我們回望記憶的疊加、直視當今的時局，作為共同寫下歷史的一份子，我們能在反覆對歷史的叩問中，更清楚自己之於周遭的關聯、以及未來的下一步。
註一：法條補充
《懲治叛亂條例》第2條第1項（已廢除）：「犯刑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一百零三條第一項、第一百零四條第一項之罪者，處死刑。」
（原）刑法第100條第1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現行《刑法》第 100 條第1項：「意圖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而『以強暴或脅迫』著手實行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者，處無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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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羽芳
特約記者／朱廷峻
編輯／鄭羽芳
【延伸閱讀】
臉書：末代叛亂犯 The Last Insurrection
紀錄片：末代叛亂犯 The Last Insurrection
「台灣民主轉型的十字路口 — — 以獨台會案為出發點」講座紀要，載自：史志 台大歷史系學會學術部
【參考資料】
【清華大學連載3 - 只因為讀了一本書？】，載自：末代叛亂犯 The Last Insurrection
台灣獨立建國聯盟。1991年5月9日 獨立台灣會案。出自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邱國禎（1998）。末代叛亂案『獨台會』案
林志鴻（2022）。 歷史上的今天：獨台會事件，新台灣和平基金會，載自：http://www.twpeace.org.tw/wordpress/
法律白話文運動。自由的講、自由的想：威權的幽靈如何製造思想的枷鎖。國家文化記憶庫2.0線上策展平台，載自：https://curation.culture.tw/curation/public?id=189
廖建華影像工作室（2019）。末代叛亂犯：「獨台會案」始末口述訪談，頁205-214。桃園：逗點文創結社。
Davis, M. (2005). Is Spain Recovering Its Memory? Breaking the “Pacto del Olvido.”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7(3), 858–880. http://www.jstor.org/stable/20069813
